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蒋洋诉
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效力及公司增资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公司作为行为主体实施法律行为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公司内部的意思形成阶段，通常表现为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二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阶段，通常表现为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在公司内部意思形成过程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只要对外的表示行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公司就应受其表示行为的制约。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从权利性质上来看，股东对于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应属形成权。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结合商事行为的规则和特点，人民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应限定该项权利行使的合理期间，对于超出合理期间行使优先认缴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民提字第48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火炬大厦A座。
法定代表人：陈木高，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华萍，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固生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国际大厦14层A-5、6室。
法定代表人：陈木高，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华萍，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陈木高，男，汉族，1947年7月16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梅峰支路96号左海名士1座405，身份证号352102194707160410。
委托代理人：华萍，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长虹大道133号金阳公寓1单元12楼B座。
法定代表人：蒋洋，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惠娟，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宏顺，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蒋洋，男，汉族，1962年3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长虹大道11号都市港湾C幢2单元4楼1号，身份证号510702196203210218。
委托代理人：姚惠娟，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宏顺，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福建省固生投资有限公司、陈木高为与被申请人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及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川民终字第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9年11月16日以（2008）民申字第145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勇健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雷继平、代理审判员刘崇理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白雪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公司）于2001年7月成立。在2003年12月科创公司增资扩股前，公司的注册资金475.37万元。其中蒋洋出资额67.6万元，出资比例14.22％，为公司最大股东；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出资额27.6万元，出资比例5.81%。科创公司第一届董事长由蒋洋担任。2003年3月31日，科创公司作为甲方，林大业、陈木高作为乙方，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作为丙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建设绵阳锦江城市花园的合作协议书（石桥铺项目）。2003年7月2日，全体股东大会通过选举李红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两年的决议。此后蒋洋在科创公司的身份为董事。2003年12月5日，科创公司发出召开股东代表大会的通知，该通知主要记载了开会时间、开会地点、参会人员、列席人员及议题。开会时间定于2003年12月16日下午4∶00，议题是：1.关于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问题；2.关于公司内部股权转让问题；3.新科创公司的新股东代表、监事、会计提名等。2003年12月16日下午，蒋洋、红日公司的委托代表常毅出席了股东会。该次股东代表会表决票反映，蒋洋对上述三项议题的第2项投了赞成票，对第1项和第3项投了反对票；红日公司的委托代表常毅对第2项和新会计的提名投了赞成票，其余内容投了反对票，并在意见栏中注明：“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先就增加资本拿出具体框架方案，按公司原股东所占比重、所增资本所占增资扩股后所占比重先进行讨论通过，再决定将来出资，要考虑原股东享有公司法规定的投资（出资）权利”。该次股东会担任记录的梁周平整理了会议纪要，除蒋洋、红日公司和投弃权票的四名股东未在会议纪要上签名外，其余股东在会议纪要上签名。该纪要中记载：应到股东代表23人，实到22人，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形成决议；讨论了陈木高的入股协议，同意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经表决75.49％同意，20.03％反对，4.48％弃权）；同意科创公司内部股份转让（经表决100%同意）。纪要还记载了与陈木高合作方式的六点建议和关于新科创公司的新股东代表、监事、会计提名的表决情况及有股东代表建议应由大股东作为公司董事的意见等。此后蒋洋在科创公司的身份为监事。
2003年12月18日，科创公司为甲方，陈木高为乙方签订了《入股协议书》，该协议主要记载：乙方同意甲方股东大会讨论通过的增资扩股方案，即同意甲方在原股本475.37万股的基础上，将总股本扩大至1090.75万股，由此，甲方原股东所持股本475.37万股占总股本1090.75万股的43.6％；乙方出资800万元人民币以每股1.3元认购615.38万股，占总股本1090.75万股的56.4％；科创公司的注册资金相应变更为1090.75万元，超出注册资本的184.62万元列为资本公积金；该项资本公积金不用于弥补上一年的经营亏损，今后如用于向股东转增股本时，乙方所拥有的股份不享有该权利；本协议签字7天内，乙方应将800万元人民币汇入甲方指定账号，款到7个工作日之内，甲方负责开始办理股东、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章程等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税务等其他有关部门的变更登记手续于一个月办妥；双方同意乙方投资的800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支付甲方通过政府挂牌出让程序已购得的绵阳高新区石桥铺376.65亩住宅用地的部分地价款；乙方入股后预计先期投入3000万元人民币开发绵阳高新区石桥铺376.65亩住宅用地项目；甲乙双方与高新区管委会于2003年3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继续有效，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经双方签字且800万元人民币到账后生效，该协议还就董事会组成、抵押担保、财务管理、利润分配和盈亏分担等内容作了约定。2003年12月22日，陈木高将800万元股金汇入科创公司的指定账户。
2003年12月22日，红日公司向科创公司递交了《关于要求作为科创公司增资扩股增资认缴人的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主张蒋洋和红日公司享有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愿意在增资扩股方案的同等条件下，由红日公司与蒋洋共同或由其中一家向科创公司认缴新增资本800万元人民币的出资。2003年12月25日，工商部门签发的科创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记载：法定代表人陈木高、注册资本壹仟零玖拾万柒仟伍佰元、营业期限自2003年12月25日至2007年12月24日。2003年12月25日科创公司变更后的章程记载：陈木高出资额615.38万元，出资比例56.42％，蒋洋出资额67.6万元，出资比例6.20％，红日公司出资额27.6万元，出资比例2.53％。2003年12月26日，红日公司向绵阳高新区工商局递交了《请就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新增资本、增加新股东作不予变更登记的报告》。此后，陈木高以科创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2005年3月30日，科创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提交了关于章程修正案登记备案的报告、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份转让协议书、陈木高出具的将614.38万股股份转让给福建省固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生公司）的股份增减变更证明、收据等材料。章程修正案中记载的股东名称、出资额、出资比例是：固生公司出资额615.38万元、出资比例56.42％；陈木高出资额116.24万元，出资比例10.66％；蒋洋出资额67.6万元，出资比例6.20％；红日公司出资额27.6万元，出资比例2.53％。
2005年12月12日，蒋洋和红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通过的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决议无效，确认科创公司和陈木高2003年12月18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书》无效，确认其对800万元新增资本优先认购，科创公司承担其相应损失。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通过的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决议的效力问题，红日公司和蒋洋主张无效的理由是，科创公司只提前11日通知各股东召开股东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订，以下简称99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召开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且在增资扩股的问题上通知书也不明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反映，蒋洋在本案中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原告红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在2003年7月2日以前是科创公司的最大股东和董事长，此后至12月16日期间，是科创公司的最大股东和董事。蒋洋在任科创公司董事长期间，科创公司签订了与陈木高等就石桥铺项目进行合作的合作协议，而且参加了2003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并对会议议题行使了表决权，对其中“吸纳陈木高先生为新股东”的议题投了反对票。根据99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取决于股东会议通知的时间及内容，而决定于股东认可并是否达到公司法的要求。查明的事实反映，2003年12月16日“吸纳陈木高先生为新股东”的决议中涉及科创公司增资扩股800万元和该800万元增资由陈木高认缴的内容已在股东会上经科创公司75.49％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此，“吸纳陈木高先生为新股东”的决议符合上述规定，该决议有效。红日公司和蒋洋以通知的时间不符合法律规定，内容讨论不符合议事程序主张“吸纳陈木高先生为新股东”决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科创公司与陈木高于2003年12月18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红日公司和蒋洋主张该协议是科创公司与陈木高恶意串通损害其股东利益而签订的，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存在。庭审中红日公司和蒋洋提出科创公司于2005年12月25日在工商局办理的科创公司变更登记不真实的主张，这涉及工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是另一层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经审查，该《入股协议书》的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有效协议。故红日公司和蒋洋关于《入股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成立。
关于红日公司和蒋洋能否优先认缴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通过新增的800万元资本，并由科创公司承担相应损失的问题。按照99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关于“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红。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可以优先认缴出资”的规定，蒋洋、红日公司作为科创公司的股东，对公司新增资本享有优先认缴权利。但99公司法对股东优先认缴权的期间未作规定。2006年5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也未对股东优先认缴权行使期间作规定，但新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第二款规定“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虽然针对的是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但按照民法精神从对等的关系即公司向股东回购股份与股东向公司优先认缴出资看，后者也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行使期间，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公平。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红日公司和蒋洋在2003年12月22日就向科创公司主张优先认缴新增资本800万元，于2005年12月12日才提起诉讼，这期间，陈木高又将占出资比例56.42％股份转让给固生公司，其个人又陆续与其他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全部办理了变更登记，从2003年12月25日起至今担任了科创公司董事长，科创公司的石桥铺项目前景也已明朗。因此红日公司和蒋洋在2005年12月12日才提起诉讼不合理。2003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入股协议书》合法有效，红日公司和蒋洋主张优先认缴权的合理期间已过，故其请求对800万元资本优先认缴权并赔偿其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和《入股协议书》合法有效。红日公司和蒋洋在2003年12月22日向科创公司主张优先权时，上述两协议已经生效并已在履行过程中，但红日公司和蒋洋没有及时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实现其优先权。本案起诉前，围绕科创公司和公司股权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民事、行政关系，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交易关系，为保障交易安全，红日公司和蒋洋在本案中的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绵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红日公司、蒋洋的诉讼请求。第一审案件受理费50010元，其他诉讼费25005元，合计75015元，由红日公司和蒋洋共同负担。
红日公司和蒋洋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科创公司只提前11天通知召开股东会违反了公司法规定提前15天通知的强制性法定义务，且通知内容没有公司增资扩股的具体方案和《入股协议书》草案，股东会中突袭表决，议事程序违法。股东会上红日公司和蒋洋投了反对票，提出同意增资800万元，但不放弃优先出资权。股东会决议中公司增资800万元有效，但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决议和《入股协议书》因侵犯其优先认缴出资权而无效。公司法对股东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诉讼时效没有规定，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红日公司和蒋洋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是2003年12月22日，诉讼时效从此时起算直至2005年12月22日才届满，本案于2005年12月12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参照适用公司法对公司回购股东股份所规定的90日，是适用法律错误。陈木高是固生公司法定代表人，固生公司取得股份并非善意，其股东身份也不合法，因此不存在保护交易安全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科创公司、固生公司和陈木高答辩称：虽然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通知程序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要提前15天通知的规定，但该条款是任意性规范，且公司股东均准时参加，不影响决议效力。科创公司所提“吸纳陈木高先生为新股东”的含义是定向增资扩股，该议题已经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陈木高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根据99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该议题的决议合法有效。公司增资扩股，由公司与新股东签订入股协议，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并且代表了公司绝大多数股东的意志，未违反99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红日公司和蒋洋提出优先认缴时，《入股协议书》已经成立并在履行过程中，应为有效。科创公司是因公司面临土地价款无法缴纳，土地将被政府收回的困境而吸收陈木高入股，陈木高出资800万元，以1.3元溢价购股，且承诺成为新股东后不得再以股东身份分享科创公司在合作协议项目中应分得的35％的盈利，该决议使公司利益最大化，保证了原股东利益。以后陈木高将股份以赠与和转让方式转给固生公司，陈木高和固生公司均是善意第三人。而红日公司和蒋洋在长达两年时间内多次参加陈木高主持的董事会和股东会，没有就优先出资权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却在公司稍有起色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认定以下事实：2001年7月，科创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56万元，股东20人，均为自然人，蒋洋出资52万元，出资比例为33.33％，担任董事长。2003年1月20日，科创公司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取得绵阳高新区石桥铺国际招商区325亩住宅项目用地，但没有支付土地出让金，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2003年3月31日，科创公司与林大业、陈木高、高新区管委会签订石桥铺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科创公司负责支付地价款，由陈木高负责项目开发资金及建设。同年9月，科创公司董事长变更为李红，新增注册资本319.37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475.37万元，变更后股东为23位，增加了自然人股东2人和法人股东红日公司。蒋洋出资从52万元变更为67.6万元，出资比例变为14.22％，红日公司新出资27.6万元，出资比例为5.81％。科创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并载明会议时间、地点、内容；股东大会对公司增加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同年12月16日，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了陈木高入股的《入股协议书》，通过了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提案，蒋洋和红日公司投反对票。同月18日，科创公司和陈木高签订《入股协议书》，约定由陈木高出资800万元，以每股1.3元认购615.38万股。同月22日，陈木高以付地款名义向科创公司账户汇入购股款800万元，红日公司要求优先认缴新增资本。同月25日，科创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陈木高，注册资本变为1090.75万元，陈木高占56.4％。2003年12月26日，科创公司缴纳土地款800万元。2004年3月5日，科创公司交清全部土地款13020175元，取得土地使用证。2005年2月1日，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通过陈木高将1万股赠与固生公司的提案，红日公司和蒋洋参加会议，投弃权票。同年3月1日，陈木高将614.38万股转让给固生公司，固生公司持有科创公司股份共计615.38万股。2005年2月至2006年11月，陈木高以每股1.2元的价格收购了其他自然人股东315.71万股。科创公司股东变更为：固生公司615.38万股，占56.42％；陈木高315.71万股，占28.94％；蒋洋67.60万股，占6.20％；红日公司27.60万股，占2.53％；其他自然人股东11人，共64.46万股，占5.91％。目前，科创公司拟开发的石桥铺项目仅修了一条从城区公路通往项目所在地的200米左右的水泥路，整个项目因拆迁和规划等问题尚未破土动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科创公司于2003年12月16日召开的股东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吸纳陈木高先生为新股东”的决议，结合股东会讨论的《入股协议书》，其内容包括了科创公司增资800万元和由陈木高通过认缴该800万元新增出资成为科创公司新股东两个方面的内容。根据99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关于“股东会行使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的职权”，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科创公司增资800万元的决议获代表科创公司75.49％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应属合法有效。根据99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可以优先认缴出资”的规定以及科创公司章程中的相同约定，科创公司原股东蒋洋和红日公司享有该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在股东会议上，蒋洋和红日公司对由陈木高认缴800万元增资股份并成为新股东的议题投反对票并签注“要考虑原股东享有公司法规定的投资（出资）权利”的意见，是其反对陈木高认缴新增资本成为股东，并认为公司应当考虑其作为原股东所享有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明确其不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意思表示。紧接着在同月22日和26日，蒋洋和红日公司又分别向科创公司递交了《关于要求作为科创公司增资扩股增资认缴人的报告》，向绵阳市高新区工商局递交了《请就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新增资本、增加新股东作不予变更登记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主张优先认缴出资权。上述事实均表明红日公司和蒋洋从未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但是，科创公司在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征询蒋洋和红日公司的意见以明确其是否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也没有给予蒋洋和红日公司合理期限以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的情况下，即于同月18日与陈木高签订《入股协议书》，并于同月25日变更工商登记，将法定代表人变更成陈木高，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90.75万元，其中新增资本615.38万元登记于陈木高名下。该系列行为侵犯了法律规定的蒋洋和红日公司在科创公司所享有的公司新增资本时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股东会决议中关于由陈木高认缴新增资本800万元并由此成为科创公司股东的内容无效，科创公司和陈木高签订的《入股协议书》也相应无效。虽然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投票通过，但公司原股东优先认缴新增出资的权利是原股东个体的法定权利，不能以股东会多数决的方式予以剥夺。故蒋洋和红日公司所提股东会议决议中关于吸收陈木高为股东的内容、《入股协议书》无效，其享有优先认缴科创公司800万元新增资本的上诉理由依法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因此，陈木高依据该部分无效决议和《入股协议书》所取得的股权应当返还。虽然后来陈木高将其名下的股份赠与和转让给了固生公司，但陈木高系固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固生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陈木高认缴出资侵犯了他人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故该司并非善意取得，其间的赠与和转让行为也无效。固生公司应当将其所持有的科创公司615.38万股股份返还给科创公司，由红日公司和蒋洋优先认购；科创公司应当将800万元认股款及其资金占用利息返还给陈木高。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认缴新增资本优先权的诉讼时效问题，现行法律无特别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蒋洋和红日公司在2003年12月22日书面要求优先认缴新增资本800万元，至2005年12月19日提起诉讼，符合该法关于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所提应当优先认缴800万元新增资本的请求依法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蒋洋和红日公司所提应由科创公司承担其相应损失的请求因无相应证据证明，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经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绵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二、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吸收陈木高为股东的内容无效；三、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18日与陈木高签订的《入股协议书》无效；四、蒋洋和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享有以800万元购买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定新增的615.38万股股份的优先权；五、蒋洋和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800万元购股款支付给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六、在蒋洋和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上述第五项判决后15日内，由福建省固生投资有限公司向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返还其所持有的该司615.38万股股权，并同时由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根据蒋洋和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的认购意愿和支付款项情况将该部分股权登记于蒋洋和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七、在福建省固生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上述第六项判决后3日内，由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向陈木高返还800万元及利息（从2003年12月23日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流动资金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八、驳回蒋洋和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第一审案件受理费75015元，第二审案件受理费75015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科创公司、固生公司、陈木高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二审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2003年12月16日科创公司作出的“关于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股东会决议、2003年12月18日陈木高与科创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均合法有效。1.二审法院将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关于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决议内容拆分为“科创公司增资800万元”和“由陈木高通过认缴800万元新增出资成为科创公司新股东”两部分，与事实严重不符，这两项内容是不可分的，增资800万元是以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为前提的。2.红日公司在股东会反对票上的签注不能作为其不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意思表示，红日公司的签注援引了99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股东会对公司增资或减资等决议的表决程序，与第三十三条股东优先认缴权无关。且红日公司2003年12月22日提交的报告上没有蒋洋的签名，不能认为蒋洋主张了优先认缴权。3.优先认缴权是形成权，其行使应有合理期限。科创公司是在急于支付石桥铺项目土地出让金的现实情况下吸收陈木高出资的，蒋洋和红日公司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期限应不超过科创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最后期限，即2003年12月31日。4.固生公司和陈木高取得科创公司的股权没有恶意，签订《入股协议书》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木高与科创公司恶意串通、《入股协议书》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引用上述条文判决股东会决议及《入股协议书》无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据此另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也与事实不符。即使蒋洋和红日公司关于行使优先认缴权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按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和新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也只能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而不能全部认缴800万元新增出资。且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也存在错误，股东优先认缴权属形成权，应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不超过一年。三、陈木高入股科创公司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智慧，促使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石桥铺项目都取得了巨大进展，科创公司的股权价值大幅增值，早已超过当年的购买价格，二审判决在未对股权价值进行重新评估的基础上支持红日公司和蒋洋以2003年的价格购买该股权，有违公平原则。综上，请求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川民终字第515号民事判决，维持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绵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中止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川民终字第51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由被申请人红日公司、蒋洋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申请人红日公司、蒋洋答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这一决议并不是在公司面临无力交款，土地将被收回的严峻形势下作出的。红日公司和蒋洋当时完全有能力进行增资扩股交清土地出让金，未交清的原因是科创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之间还有多笔账务没有结算。“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这一决议可以拆分为“科创公司增资800万元”和“由陈木高通过认缴800万元新增出资成为科创公司新股东”来理解。红日公司、蒋洋投反对票并签注的意思表明其同意“科创公司增资800万元”而反对“由陈木高认缴800万元新增出资成为科创公司新股东”。即使红日公司、蒋洋对这两项内容均表示反对，也不会影响“科创公司增资800万元”的法律效力，增资扩股的表决通过是符合99公司法规定的，并没有侵犯原股东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只是“由陈木高通过认缴800万元新增出资成为科创公司新股东”这一部分侵犯了原股东的优先认缴出资权。红日公司在表决票上的签注明确表明增资需按99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并且应按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考虑原股东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已表明其没有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红日公司和蒋洋在股东会召开当天才知道科创公司即将增资扩股800万元，因此，其行使优先认股权的期限应为从2003年12月16日起算的一个合理期间，而不是当天必须行使权利。红日公司在2003年12月22日就向科创公司递交了《关于要求作为科创公司增资扩股增资认缴人的报告》，作出了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意思表示，且该时间早于陈木高与科创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生效时间。陈木高在科创公司原股东有能力认缴新增出资且主张了优先认缴权的前提下仍然与科创公司订立《入股协议书》，显然侵犯了红日公司和蒋洋的优先认缴权。《入股协议书》中关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的组成及陈木高任董事长、总经理的约定，关于800万元新增资本的投资问题、财务人员的安排问题、利润分配问题等，均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及科创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越权行使了属于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法定职权，依法也应被认定为无效。固生公司是陈木高及其家人出资设立，陈木高是固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该公司可以认定为陈木高自己的公司。陈木高取得的科创公司股份是不合法的，其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而固生公司作为陈木高个人的公司受让股权显然恶意。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应当理解为，只要行为人意识到了该行为有可能侵犯到第三人利益而故意为之，就构成恶意。科创公司在召开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以前，已经与陈木高达成《入股协议书》和承包经营协议草案，且陈木高在签订《入股协议书》时也清楚红日公司和蒋洋反对其成为科创公司的新股东，因此，陈木高与科创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应属恶意串通之行为。如果认为优先认缴权是形成权，红日公司和蒋洋在2003年12月22日已经行使了优先认缴权，在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就应当适用两年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三、本案中陈木高进入科创公司以来，对公司基本没有投入，公司资产基本无增长，公司的石桥铺项目至今基本未进行开发，陈木高的行为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总之，二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
再审中，被申请人红日公司和蒋洋提交了催告公证书、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文书、提存公证书、2008年科创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公证书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本案二审判决后的履行情况及科创公司现在的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另提交了科创公司2004年至2008年经营状况材料、石桥铺项目所涉及的村民拆迁补偿材料和村民的联名信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陈木高进入科创公司后对公司没有进行投入，红日公司和蒋洋取得科创公司新增股份后科创公司对石桥铺项目有了新的投入。
申请再审人科创公司、固生公司和陈木高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中催告公证书、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文书、提存公证书、2008年科创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公证书都发生在二审判决后，和本案的争议无关。工商登记资料不属于新证据。对石桥铺项目所涉及的村民拆迁补偿材料和村民的联名信真实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
本院经再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再审程序中有以下两个争议焦点：一、2003年12月16日科创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2003年12月18日科创公司与陈木高签订的《入股协议书》是否有效；二、红日公司和蒋洋是否能够行使对科创公司2003年新增的61538万股股份的优先认缴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03年12月16日科创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时，现行公司法尚未实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的规定，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可参照适用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可以优先认缴出资。”根据现行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的优先认缴权应限于其实缴的出资比例。2003年12月16日科创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在其股东红日公司、蒋洋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未给予红日公司和蒋洋优先认缴出资的选择权，径行以股权多数决的方式通过了由股东以外的第三人陈木高出资800万元认购科创公司全部新增股份615.38万股的决议内容，侵犯了红日公司和蒋洋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新增资本的权利，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根据上述规定，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议通过的由陈木高出资800万元认购科创公司新增615.38万股股份的决议内容中，涉及新增股份中14.22%和5.81%的部分因分别侵犯了蒋洋和红日公司的优先认缴权而归于无效，涉及新增股份中79.97%的部分因其他股东以同意或弃权的方式放弃行使优先认缴权而发生法律效力。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绵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决议全部有效不妥，应予纠正。该股东会将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列为一项议题，但该议题中实际包含增资800万元和由陈木高认缴新增出资两方面的内容，其中由陈木高认缴新增出资的决议内容部分无效不影响增资决议的效力，科创公司认为上述两方面的内容不可分割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003年12月18日科创公司与陈木高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系科创公司与该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其效力。虽然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部分无效，导致科创公司达成上述协议的意思存在瑕疵，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陈木高并无审查科创公司意思形成过程的义务，科创公司对外达成协议应受其表示行为的制约。上述《入股协议书》是科创公司与陈木高作出的一致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规范，且陈木高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相应对价，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因此，该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有效。《入股协议书》对科创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的组成及董事长、总经理人选等公司内部事务作出了约定，但上述约定并未排除科创公司内部按照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作出决定，不导致合同无效。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认定该《入股协议书》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虽然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因侵犯了红日公司和蒋洋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新增资本的权利而部分无效，但红日公司和蒋洋是否能够行使上述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还需要考虑其是否恰当地主张了权利。股东优先认缴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属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本案红日公司和蒋洋在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召开股东会时已经知道其优先认缴权受到侵害，且作出了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及时采取诉讼等方式积极主张权利。在此后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陈木高将部分股权赠与固生公司提案时，红日公司和蒋洋参加了会议，且未表示反对。红日公司和蒋洋在股权变动近两年后又提起诉讼，争议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允许其行使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并极易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故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绵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红日公司和蒋洋主张优先认缴权的合理期间已过并无不妥。故本院对红日公司和蒋洋行使对科创公司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的请求不予支持。
红日公司和蒋洋在一审诉讼请求中要求科创公司承担其相应损失，但未明确请求赔偿的损失数额，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审理。本案再审期间，红日公司一方主张基于新增股权对科创公司进行了投入，该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对此可以另行提起诉讼。
综上，红日公司、蒋洋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川民终字第515号民事判决认定红日公司和蒋洋可以行使优先认缴科创公司2003年新增615.38万股股份的权利，事实根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川民终字第515号民事判决，撤销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绵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
二、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2003年12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由陈木高出资800万元认购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新增615.38万股股份的决议内容中，涉及新增股份20.03%的部分无效，涉及新增股份79.97%的部分及决议的其他内容有效；
三、驳回四川省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蒋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5015元、保全费5000元，共80015元，由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7507.5元，四川省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蒋洋负担4250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015元，由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7507.5元，四川省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蒋洋负担3750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勇健
审判员雷继平
代理审判员刘崇理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白雪
【审判长简介】
张勇健高级法官：1958年出生，法学硕士。2005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